“长篇崇拜”的原因及后果

by 李建军

不知从何时开始,在我们的文学观念里,渐渐形成了一些严重的偏见。例如,将“虚构性”和“叙事性”、“长度”和“难度”当做判断文学优劣高下的标准,就是一些很流行的文学偏见。依照这样的理念来理解文学,就有可能引致“体裁歧视”和对小说艺术的误解:小说就会被当做文学的“正宗”和最有价值的体裁;小说写得越有“长度”和“难度”,或者说,写得越长越难读,其文学性便越强;而在小说家族中,长篇小说则是最为贵宠的成员,几乎被抬到了尊无与上、贵无与比的高度。与此同时,我们却瞧不起纪实文学,认为它的“虚构”成分低,文学性差,“难度”不够大,因而算不得真正的文学;我们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,那就是,以回忆录和传记文学为主体的纪实文学的整体成就,不仅不比以小说为主体的虚构文学的整体成就低,甚至还要高出一些,例如,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、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、从维熙的《走向混沌》、赵瑜的《寻找巴金的黛莉》、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以及王鼎钧的《文学江湖》等作品,就属于难得的文学佳构,其可读性和文学性,远在某些冗长、乏味而粗糙的小说作品之上。

  在某些人的眼中,一个作家成就的大小和文学地位的高低,最终就决定于长篇小说的写作,也就是说,光有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,而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矗在那儿,一个作家依然成不了气候,依然难以“彪炳史册”,即使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,也没有资格被称作“大师”。十多年前,一个咋咋呼呼热闹一时的作家,曾在一篇《我看鲁迅》的文章中,近乎粗野地表达了对鲁迅的鄙夷,表达了对鲁迅的“大师”地位的怀疑。在他看来,“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,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。……我坚持认为,一个正经作家,光写短篇总是可疑,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,这是练真本事,凭小聪明雕虫小技蒙不过去。”这种奇谈怪论,貌似精辟深刻,实则很难成立。他忽略了这样一些基本的文学常识:文学体裁之间是平等的,并无高低尊卑之分;任何一种体裁的写作,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,都可以证明作家的才华,都能产生堪称经典的作品和第一流的大师。司马迁、杜甫、苏东坡都没有写过小说,照样是让后人高山仰止的文学大师; 蒲松龄没有写过长篇小说,这丝毫不影响人们称他为小说写作的圣手; 汪曾祺一生对散文和短篇小说情有独钟,不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,但他巨大的文学成就,远非那些虚张声势、率尔操觚的长篇小说作家可比,是一个了不起的语言大师和优雅的叙事大师;阿城只写过《棋王》等少量中短篇小说,但是,他对汉语小说写作的贡献,远在某些通过模仿“现代派”写了很多长篇小说的时髦作家之上。所以,问题的关键是你写得如何,而不是你选择了什么体裁。

  长篇小说的“唯我独尊”的傲慢和“一家独大”的格局的形成,文学杂志和文学出版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对那些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杂志和出版社来讲,长篇小说是最能提高码洋的“摇钱树”,而中短篇小说集则没有太大的赚头,所以,它们要么拒绝发表和出版中短篇小说集,要么将它改头换面,包装成长篇小说的样子来发表和出版。这种简单组装起来的“长篇小说”,虽然缺乏结构上的有机统一,缺乏情节上的逻辑关联,缺乏主题的内在一致,但却因为被包装成了“长篇小说”,故而能获得市场的认可,甚至能获得某一类长篇小说“大奖”。

  当然,这种“长篇崇拜”与“体裁歧视”,固然是错误的文学价值观造成的,是追逐商业利益的后果,但是,最根本的原因,还在于作家经验资源的枯竭、思想能力的低下、文学创造力的贫乏。长篇小说无疑是一种很有难度的叙事文学样式。如果说,短篇小说作为“手枪”,考验的是创作者精雕细刻和别出心裁的能力,那么,长篇小说作为“大炮”,则对创作者有更多、更高的要求———它要求作家有更丰富的人生经验,有更深刻的思想能力,有更强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,有更成熟的叙事能力和概括能力。

  目前最为严重的问题,就是许多小说作家不仅经验资源和叙事内容已经枯竭,而且洞察现实的思想能力与塑造人物的叙事能力,也都呈现出力不从心的困窘状态。然而,我们的作家对于自己的写作困境,似乎缺乏清醒的认识,对长篇小说写作的艰难性,也缺乏足够的了解。他们缺乏启蒙主义的文化自觉,缺乏提出“最迫切问题”的现实主义精神,也缺乏朴素、诚实的写实主义态度。他们用任性的想象,代替切实、新鲜的经验,用主观而模糊的叙述,代替准确、真实的细节描写。他们已经把写作“长篇小说”变成了一种消极的习惯,而且习惯于在写不出来的时“硬写”。他们熟悉小说写作的一般技巧,也形成了自己写作的一些套路。写作长篇小说对他们来讲不是精神上的挑战,而是体力上的考验,只要体力允许,他们就能将一点有限的干巴巴的材料,敷衍成一部芜杂的水分很大的“长篇小说”。他们写作“长篇小说”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,几十天就能炮制出一部数十万字的“杰作”来;他们创作的数量实在是太大了,几乎每一个“著名作家”都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,少则五六部,多则十多部;与数量上的“巨大”构成强烈反差的,是质量上的“低下”———他们的长篇小说不仅可读性差,而且,还自我重复,在人物刻画、主题开掘、情节结构、语言提炼等方面,都表现出一种很不成熟的状态。

  比较起来,由于形制的短小,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巧拙与优劣,比较容易看清和判断,同时,由于篇幅巨大,卷帙浩繁,长篇小说的成败得失,就比较难把握。这种形式上的庞大和评价上的难度,不仅使长篇小说成了“藏污纳垢”的体裁,成了作家们“遮丑藏拙”的写作方式,也给人们造成一种幻觉:长篇小说写作的门槛最低,最能包容技巧上的低能和写作上的疏误。这就难怪人们将“长篇小说”写作,当做轻而易举的事情。然而,这种“幻觉”和误解的后果,就是长篇小说写作的普遍盲目和出版的严重过剩。最近几年,长篇小说的出版量,几乎每年都在4000部以上;同时,据来自2012年11月7日上海《青年报》上的署名文章说:“现在每年中国有6000到8000部长篇因为没处出版,而被湮没于无形。本报记者就此展开调查时发现,中国文学创作存在严重‘产能过剩’问题。而这导致了严重的‘智力浪费’和‘信心挑战’”。

  清人王夫之在《日知录》中说:“文以少而盛,以多而衰。”如果仅有“长度”,而没有“深度”和“厚度”,仅有“数量”,而没有“质量”和“含量”,那么,长篇小说就将成为一种危险和没落的体裁———长篇小说写得越长、越多,那么,小说艺术的命运和前景越令人担忧,因为,这不仅会造成多方面的“浪费”,造成对其他文学体裁的忽视和歧视,而且还会严重影响人们对小说艺术的信任感,降低人们阅读小说的热情和兴趣,并最终导致小说艺术的衰落。

来自: 文学报
2013-07-20 17:46:3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