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语堂:一位成功“走出去”的中国作家

by 赵毅衡

文化大抵上是民族的,它的全球化困难重重,利弊各见;文学根本上是民族的,它的“全球化”只是种幻想,几乎不可能。原因倒是很简单:文学是用民族语言写成的。阅读或研究一个中国作家,阅读与研究一个美国作家,需要完全不同的学术准备、语言能力准备、文化背景准备,不同的准备引向完全不同的两种理解。

面对林语堂的英语作品,首先冒出来的问题就是:林语堂是美国作家,还是中国作家?我们不是谈林语堂的国籍,那是领事馆、海关需要关心的事,在中国,偏偏又有出版社、刊物编辑、语文教师很关心此事,一定要给每个国外作者加“国籍”标签,给每个古人加“朝代”标签,给每个当代人加“籍贯”标签。经常让写论文的学生急得拉自己的头发,让我感叹“惯例”陋习,真是铁打钢铸的。我关心林语堂是哪国作家,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考虑:不同国家作家的作品,需要研究者完全不同的资格和能力,要求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修养背景。作品的这种“文本身份”,远比作家的护照颜色重要得多。我不知道纳博科夫的国籍,也不知道他的英文是否远远不及他的俄文精美,我只知道《洛丽塔》必须读成一部美国小说,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个美国作家。

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学理问题,不然就不值得在这里较真,更不应当把不一定关心此事的读者卷进来。这是一个非常切实的,读这本书一开始就应当弄清楚的问题。波兰人康拉德的《黑暗的心脏》应当被读成一本英国小说,绝对不能读成一本波兰小说。英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,而波兰是历史上数度被灭国的“弱小民族”。无论是把《黑暗的心脏》看成殖民者心态,还是“人性的绝地”,这个基本出发点如果弄错,会谬之千里。

同样,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林语堂的小说,尤其是其中的精华《京华烟云》三部曲,究竟是美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。周劲松先生是英语系教师,研究美国文学是他的职分之事;但是把林语堂著作当作中国文学来读,也是责任所归。因此,他的视角,不是规定,而是选择,他不得不选择一种最适合研读林语堂小说的文化姿态。

林语堂自己如何看呢?《京华烟云》的这位作者,似乎并不认为他面临一个难题。艺术跟从直觉,艺术家本人不太会有理论困惑。林语堂倒是目的清楚,他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对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的支持,“响应赛珍珠及其代表的广大美国人民对遥远而神秘的盟友的好奇,满足他们‘正确而清晰地说明中国’这种期待。”

带着这样一个清晰目的,林语堂的文学作品,就是用优美的英文,西方的小说技巧,说中国故事,介绍中国文化,让英语读者同情正在独自苦战的中国人民。这样的目标应当说是很崇高的,不过如此产生的文学,是一种特殊的文体:无论在语言工具上,还是在精神品格上,都跨在两个文化之间,处于两个大厅之间的华彩门廊。它们在两个特殊问题上非常单向:故事是中国文化中,目标读者是“广大美国人民”。

这样一看,林语堂的小说,就既不是中国小说,也不是美国小说,而是一种“文化间小说”,一种跨文化文学。今日在英语国家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,或华人作家,有相当可观的数量,取得的成绩也不小,但是他们并没有林语堂这样明确的意图,要创造一种跨文化的文学。他们的写作身份,基本上是英语国家的“少数民族族裔作家”,他们的目标读者是英语读者,但是他们并没有向这些读者“说明中国”这样一个迫切意图。

对于林语堂作品这种复杂的小说,研究者就必须有一种独特的修养,采用一种特殊的态度,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“双读”,既读出其英语文化部分,又读出其中国文化部分,看出这二者是如何融合的,或者,如果我们不惮于指责前贤,看出书中做得尚有不完美之处。这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课题,需要特殊的人才来做,而作者周劲松先生恰恰又拥有这样一种特殊训练的背景,这就是“比较文学”的学科训练。他的学术素养,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特殊领域准备的。周劲松先生的《林语堂小说书写的文化张力》,很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。

我这个说法,似乎把林语堂的小说看成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,是文学史上的孤例。其实恰恰相反,林语堂是我们当前文化界面临的一大任务的先驱者:那就是用其他国家的人感兴趣的方式,向全世界人民,讲好中国故事,就是所谓“走出去”。而检查二十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史,所有的中国小说家,甚至中国艺术家,真正成功走了出去,赢得了大批读者的,林语堂可能是唯一的人。在这个意义上,周劲松的这本书,不仅帮助解读了一个意义复杂的作家,不仅具有比较文学的学理价值,而且他对林语堂的研究,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界仔细倾听。

来源:南方都市报
2017-12-15 00:25:35